仲恺文化 I 廖仲恺与“五四青年”--廖何历史⑲

99年前的5月4日，北京学生点燃的一把大火，烧掉了亲日派官员曹汝霖的住所“赵家楼”。北洋政府倒行逆施，镇压北京游行学生，激起了全国各地抗议军阀卖国行径，声援学生爱国行为的运动。今天，我们来深入了解廖仲恺先生与“五四运动”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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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发生时，廖仲恺正在上海。彼时孙中山被南方军阀以将大元帅制改为七总裁制的名义，排挤出护法军政府的权力中心。南方数省的省长中，只有四川省长杨庶堪是中华革命党党员。杨庶堪等四川领导人多次要求派廖仲恺等得力干部入川协助工作，直到五月初，孙中山才答应他们的请求。“五四运动”前后，廖仲恺正收拾行囊，准备以慰劳四川同志的名义入川协助杨庶堪。然而，由于四川政府内部派系斗争激烈，廖仲恺才抵达武汉就被迫折返上海。

上海是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也是“五四运动”的另一重镇。虽然我们现有的史料还不足以对廖仲恺这一时期在上海的活动作清晰的梳理，但可以确定的是，“五四运动”对于廖仲恺等革命党人的思想乃至革命策略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从五四青年身上找到了推翻军阀政治的真正力量，看到了民族振兴的希望。廖仲恺曾经撰文表扬道：

民国的主权在民，但人民忘记这权，于是这权便被军阀、政客所窃据。“从前有没有这物事，（人民）是不晓得；这回晓得也是很随便的试一试。却这一试真厉害，北京根深蒂固的几个大官也就罢免了，政府对于欧洲和会的约也不敢签了”。

此后，廖仲恺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于介绍新思想、宣传新文化。他参与编辑《建设》杂志，经常为孙中山指示创办的另一份刊物《星期评论》撰稿，翻译了美国政治学者威尔科克斯的《全民政治论》，并应各种社会团体之邀发表演讲。他的这些文化活动有一个一以贯之的重要主题，就是号召人民觉醒，撇开军阀、政客和跟他们为一丘之貉的所谓国会议员，起来行使直接民权，依靠民众的奋斗让中华民国成为真正的民国。

“五四运动”的中心转移到上海后，一些学生领袖来到了上海。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因坚持反对北洋军阀，对“五四运动”采取同情态度，在进步青年学生中享有较高威望。罗家伦、许德珩、张国焘、刘清扬等学生领袖，经常拜访国民党高层。孙中山、廖仲恺等人也没有摆起民国元勋的架子，不厌其烦地与青年学生探讨新文化运动，纵论国事。据张国焘回忆：1920年1月的一个中午，他和许德珩、康白情、刘清扬等拜访孙中山，谈了三个多小时，提出告辞。一直站在旁边的廖仲恺插嘴说：“多坐一会，正谈到紧要的关头哩！”于是孙先生以安详的态度，缓慢的声调，回答提出的许多问题。

他们虽然未必都加入到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组织，但一些人也以其他方式加入到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斗争。如张国焘成为稍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许德珩则成为九三学社的领袖。“五四运动”以及孙中山、廖仲恺等人与五四学生领袖的交往，为后来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作了铺垫。

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不少党员，是“五四运动”时期各大中学校的青年师生，廖仲恺则被誉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首要功臣”，廖仲恺和五四青年的精彩故事在“五四运动”结束后仍在继续进行。

未完待续，下周一，不见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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